例如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物权法》第42条第1款均作了这样的规定。

2007年，《物权法》出台，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财产提供了法律保护。[2] 人的形象和法律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每一时期对人的看法，决定了法律制度的风格和方向[3]。

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2012年进行的两次修订都强化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或者说，他们失去了作为单位成员的身份，但是又获得了接受国家福利给付的身份，似乎整个过程只是两种身份的替换而已。[1] 具体而言，法律对个人赋予权利、设定义务，鼓励人们从事一些行为，禁止从事另外一些行为，它规定各种程序、设立各种机构和制度，使得公共生活有章可循。1、行政诉讼法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个人不具有主体性。社会保障对处于逆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使得他们可以尽快克服生活中的挑战，重新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此而言，我国宪法上的新型弱者形象，与更加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是统一的。

所有这些群体成为新型的社会弱者，宪法对于这一现象作出了反应，即在2004年修宪时增加了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其次，还应当维护享受社会保障的公民的尊严，即维护其独立、自由的地位。台湾公用征收包括征收申请以及前置程序（包括举行听证、勘选需用土地、协议价购）、征收核准、征收执行（公告与通知、发给补偿）、征收完成几个环节。

由于两审批在改良方案中被捆绑讨论，因此以下的讨论将土地征收审批与土地转用审批作区分。按照现有的审批体制，县级政府是最低层级的有权申请征地的机关，将征收决定权赋予县级政府意味着申请机关也是审批机关。正如刑罚之存在并不能有效预防犯罪一样，这种事后制裁的存在并不能代替事前预防。如果查实申请机关对报批材料进行造假，则不予批准征收，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确有必要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土地征收审批引入正当程序面临的理论问题——土地征收审批具有何种法律属性。

例如《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报批工作的通知》要求市、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编报建设项目用地‘一书四方案，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确认和听证程序等。此时他们可作为监督机关（审批机关）和被监督机关（申请机关）之外的第三方来替代前者对后者进行过程监视。是否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是一个需要验证的事实。〔[45]〕 参见《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办法》关于审查程序中的规定。

认定事实发生在审查环节，审批制约的失败则可以推断出审批机关不具备发现申请机关造假的审查能力。〔[53]〕那么类似，如果引入正当程序，也应有利于征收审批机关作出公正或准确的决定。其次，事后监控是否可能凑效？针对城市分批次建设用地，土地转用审批机关一揽子授予县级政府一定周期内特定数量的用地指标后，在一定周期结束后能否保证县级政府没有超出指标用地？这种方案给出对策是通过事后检查和问责作为制约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其最优的选择应当是切实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而不是造假。

这一阶段是否需要引入正当法律程序不无疑问：一方面，同意土地转用和征收的批复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作出的，因而两审批被视为内部行政程序。〔[24]〕《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3条。

如果申请机关没有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为了使报送征收方案获批，其必然会采取隐藏信息的策略。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即指申请机关履行预公告、确认土地调查现状程序义务的证明材料。

3.拟被征收人之异议或抗辩作为审批机关的信息来源没有利益受影响的拟被征收人的参与，以裁判模式运行之征收审批缺乏确保其公正和有效运作的根基。通常，申请征收的地方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制作报批所需要的材料，经本级政府审核同意后报送上一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尔后再依此流程上报至审批机关。〔[31]〕《土地管理法》第44条。尽管批准转用的决定涉及的客体指向拟被征收人所有或使用的土地，但在批准征收决定作出之前其不会直接导致拟被征收人丧失土地权利。第一，审批虽在实践中由审批机关向申请机关作出，但这一过程实际上至少涉及三方主体——申请机关，拟被征收人以及审批机关。2.正当程序作为一种信息传导机制在申请机关造假的情况下，如果假定审批机关是公正的，其批准征收事实上违背其真实意愿，此时批准征地对于审批机关而言是一种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33]〕参见《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第13条。2.征收审批的行为属性综上分析，报批前的行为属于准备性措施，〔[41]〕它们为最终的批准征收决定作出提供必要的程序准备和认定事实的依据。

预公告、交由拟被征收人对土地现状调查结果进行确认核实、告知听证权、进行听证都是纯粹的程序性行为，没有直接产生使土地权利发生转移的效果（即不具有处分性），它们的目的在于为征收申请获得批准作准备。下文就从正面——土地征收审批有何积极意义和反面——变革方案中替代性策略是否可行两方面来讨论征收审批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二）征收审批的功能属性：面向当事人的考察以上讨论实际上仅涉及征收审批机关作出批准征收这一方面，而未关注审批机关对报批材料进行审查后也可对不符合条件的征收申请予以拒绝。第二，申请机关在报批前未履行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程序。

〔[58]〕See Mathew D. McCubbins and Thomas Schwartz,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verlooked: Police Patrols versus Fire Alarms, 2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5(1984).〔[59]〕可观测性（observability）意味着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够被他人观测到，参见Ramon Casadesus-Masanell and Daniel F. Spulber, Trust and Incentives in Agency, 15Southern CaliforniaInterdisciplinary Law Journal , 43( 2005).〔[60]〕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的原意指行为主体的行为可以在法院（或执行法律的行政机关）前客观地加以证实，参见上文。在通过对双方提交的材料和证据进行书面审查无法认定事实的情况下可启动实地核实。基于预先防止优于事后纠错之常理，两审批程序向拟被征收人开放，引入拟被征收人介入程序，给予其在法律程序上的抗辩权以防止错误审批。其中所涉及的利益格局中，作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机关和拟被征收人形成横向的、利益对立的两造当事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现有的两审批体制既未有效发挥遏制地方政府随意征占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1）其作出是否批准征地的决定有赖于申请机关的申请，审批机关不能主动发起征地程序。

李建良：《论多阶段行政处分与多阶段行政程序之区辨》，《中研院法律期刊》2011年9月，第9期。所以，申请机关敢于造假根本的原因在于，即便其造假也不会导致这种激励的丧失。

所以，如要规避国务院的审批，可以通过对拟征地的地类或总量进行造假实现。进而言之，对征收审批是否有存续必要的回答实际上就构成对一种方案的支持，同时是对另一种方案的否定。

其次，如果申请机关履行了报批前的确认土地现状调查程序，拟被征收人就能够对地类和数量等进行核实，那么篡改地类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而审批机关对申请机关的行为不可能总是采用一种集中、主动、直接的警察巡逻式（Police-patrol）的过程监督，〔[58]〕因而二者所掌握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法定的审批机关事实上至多根据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55]〕或者决定是否同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经审查后作出的予以批准的初步结论。（二）观点评论改良方案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拟被征收人通过参与征收审批过程行使抗辩权影响审批决定的作出从而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

〔[19]〕《决定》的设置将申请征地机关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作为审批机关批准征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使履行程序义务与批准征地的实体结果相关联，从而使审批机关能够以是否批准征地来制约申请机关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置途径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46]〕其次，从形式上看，征收审批的架构具备类似裁决模式的诸多特征。尽管根据现有的法律安排，批准征收的决定以批复的形式针对申请机关作出，但这种做法仅体现技术操作层面的内部性。

〔[14]〕其理由为：农用地转用审批的功能是为了防止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从而危及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但另一方面，是否征收的决定是在土地征收审批环节完成的，〔[10]〕这意味着征收审批是直接面向被征收人，确认合法剥夺其土地财产权的行政决定。